庚子年初，一场疫情肆虐中华大地。年已古稀的张伯礼院士，临危受命，如同披甲持锐的战士，奔赴疫情暴发的中心——武汉。这一年，是张伯礼的本命年。
一
春节，应当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正当中华大地准备除夕迎接庚子新年之际，湖北武汉却不断传来揪心的消息。病*来势之凶，疫情传播之烈，范围扩散之广，全社会面临挑战和压力之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
1月25日，也就是新年初一，中央紧急成立了赴湖北疫情防控指导组，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张伯礼名列其中。
“知道当时武汉的疫情很重，也有思想准备要来，甚至自己想申请去。”他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声音哽咽。
“当时疫情严重，国难当头。领导知道我这个年纪，疫情不重不会让我来，这份信任是无价的，我绝没想到过推辞。”心中更激动的是：“这很可能是振兴中医药的一次难得机遇。”这是有历史的经验的。中央指导组点将张伯礼一是因为他是中医界大专家，二是他在年曾率中医专家医疗队参与抗击非典，组建全国唯一的中医红区，取得了突出的治疗效果，治疗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收编到《SARS中医治疗方案》中，向世界推广。
国逢疫难，张伯礼再次以国家级中医专家身份受召出征，跟随中央指导组飞赴武汉。初期，疫情发展很快，病*猖獗，张伯礼回忆道，“刚到武汉时，疫情形势正值最严峻时刻，医院里人满为患，各类患者交织一起，极易交互传染，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
在了解疫情后，张伯礼提出，要迅速采取措施，对疑似、发热、密接和确诊等四类人，进行分类管理、集中隔离。隔离后，要采用“中药漫灌”的治疗方式，即让患者服用以治湿*疫为主要功效的中药汤剂。
建议被中央指导组采纳。在中央指导组决策下，武汉十三个区大排查，严格隔离，同时普遍服用中药。几天后，汤剂见效，一些患者退烧了，更多的人接受中药治疗，从一天3千付药，到1万付再到几万付药。严格隔离，普遍服中药，收到了显著效果。
二
当时确诊病人住不了院，居家隔离传染严重，中央提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指示，中央指导组决定分类管理、科学施治。医院以治轻症患者，医院留给重症患者，合理调配紧缺的卫生资源。
医院在此次阻击新冠肺炎的重大疫情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是名符其实的“中国经验”。张伯礼介绍说，“医院是*事上的一个名词，医院，就像搭积木，一个一个盒子，装建起来非常迅速，救治病人非常及时，提供了很强的医疗服务能力。”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评价道：“医院是武汉抗击疫情的关键措施，它可能也将成为各国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及未来流行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力力量。”
张伯礼与同是中央指导组成员、医院院长的刘清泉教授根据他们已有的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提出请战：专门建一座以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疫病治疗中的主导作用。他们的建议得到批准。
武汉江夏区大花山有个户外运动中心，当地人称“江夏鸟巢”。改建成医院后，2月12日，张伯礼率由天津、江苏、湖南、医院派出的、有经验中医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医医疗团队进驻医院。经过两天准备，2月14日，开舱收治患者。
在此后新冠肺炎的抗疫中，江夏医院成为湖北收治新冠患者的一个亮点。记者了解到，在武汉所有的医院中，江夏医院采用的治疗手段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使用西医设备检测），对患者除了施以汤剂，辅之理疗、按摩、灸法等，同时还教患者练习太极、八段锦，以利疏经活血。张伯礼认为，“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药不仅仅是针对病*，更是注重调节病人的身体功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江夏医院运行了26天，休舱时轻症普通型患者零转重，痊愈患者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中医药经验被推广到其他医院。其他医院使用中药后转重率一般在2-5%左右，而WHO报告的一般在10%以上。张伯礼回应说，“中医治疗新冠肺炎轻症普通型患者效果是确切的，评价的核心指标是病人转向重症的比例。”
张伯礼说：“面对武汉疫情，西医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但中医药有有效方案。不但治好了病，还要出经验，升华为理论。通过大规模流调大数据分析，新冠肺炎为湿*疫就值得深入研究。”大疫出良药，在张伯礼与刘清泉等专家指导下，中医手段、中药使用贯彻到治疗和患者康复的全过程。他们和中医同道筛选出的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清注射液、清肺排*汤、化湿败*方、宣肺败*方“三药三方”，因疗效明显，被编入国家版诊疗方案。
三
庚子年是张伯礼的本命年。这一年发生了世界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紧急飞赴武汉参与新冠肺炎抗疫的张伯礼而言，本命年在武汉的三件事，让他难以忘怀。
第一件是胆留武汉。自进驻江夏医院，最忙碌的是头几天：他穿着写着“老张加油”的防护服，熟悉环境、紧盯流程，问诊患者，对症拟方，指导临床，巡查病区……每天几个小时的行走，里面衣服都湿透了。2月16日，也是张伯礼进驻江夏医院的第5天，他因劳累过度，引发胆囊旧疾。一检查，连日腹痛，胆囊已经化脓，胆管结石嵌顿坏疽了，必须手术摘除。手术前，按惯例要征求家属意见，张伯礼说，我自己签字吧。
后来，张伯礼的儿子张磊回忆说，2月16日晚上11时，武汉突然来电话，“你父亲现医院连夜做腹腔镜胆囊摘除手术，征求你们家属意见。”，心里一颤，极度惊恐，急忙询问病情。然后，提了一个小小请求：“父亲手术完成后，麻烦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术后次日，张伯礼第一件事就是看疫情通报，第3天，下肢肌间出现血栓，必须卧床。他在病床上架小桌办公，修改方案、参加视频会议，电话不断，了解江夏医院情况，指导医护人员，并回答患者的咨询。当儿子来电话问候，他在电话里劝慰，“我在这里被照顾得很好。非常时期，你不用来看我，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张伯礼住院期间还豁达地拟诗一首，以表情怀：
抗疫战犹酣，身恙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
他风趣地说，“这回把胆留在了武汉，看来这辈子注定与武汉肝胆相照了。”
第二件是父子协力武汉阻疫情。现年45岁的张磊，继承了父亲张伯礼勤奋好学的优点，也踏着父亲的脚印走上学医之路。上大学报考第一志愿就是医学院。现在，张磊已成长为天津中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兼任天津中医药大学医院执行院长。在父亲手术的次日，张磊递交“请战书”，再次恳请上级选派自己去武汉一线抗疫。此前他已多次用电话、